阅前提示：含自杀情节 不要只追问绝望者为何选择错误逃生方式，更要看见什么将TA逼至没有正确出口的境地。若此刻身处低谷，请勿勉强阅读。保护自己的心永远最重要。
阅前提示：含自伤描写 承认行为的伤害性，与理解人为何依赖它承担心理功能，两者并不矛盾。若触痛了你的伤疤，请立刻划走。去寻找真实的安全感，请务必对自己温柔以待。
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我的非人待遇，警示后人。上精卫带给我的阴影持续至今，完全没有减弱
本文完全根据本人的真实经历所写，带有回忆录性质，再荒谬的细节也是真的。为保护相关人物隐私，文中部分信息已作模糊处理；涉及自伤、自杀及危险物品的细节亦作非操作化处理。
一、床边的警察
我醒来时，床边站着两个警察。
意识还浮在一层薄雾里。前一晚药物留下的眩晕没有完全散去，天花板、衣柜和两张陌生的脸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我盯着他们看了几秒，才明白那身制服意味着什么。
警察出现在卧室里，通常不会带来好消息。
“醒了？”其中一人叫了我的名字，“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昨天是不是又在网上发极端言论了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那一瞬间，我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。前一天发出的那封遗书，多半被谁看见，又转给了父母或者警方。那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搜寻各种剧毒化学品。我有极其严重的抑郁症，焦虑症，和自杀倾向。现在，那些藏在搜索记录、聊天窗口和快递页面里的念头，终于越过屏幕，变成了站在我床边的两个人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父母站在门口，脸上是我很熟悉、又一直不愿直视的神情：担心、疲惫，还有一种不知该拿我怎么办的恐惧。
“穿衣服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。”
“我能不去吗？”
“不能。”
没有争辩的余地。我穿好衣服，下楼。两个警察一左一右跟着我，另一个人走在前面。那阵势不像护送，更像押解。到了地库，我坐进警车后排，父母开着私家车跟在后面。
这大概是我第三次，或者第四次坐警车。之前几次也都和自杀有关。记忆里的次数已经混乱，只剩下相似的车门、相似的沉默，以及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街景。
车里有三个警察。执法记录仪朝着我，我手里攥着手机，却不敢点亮屏幕。去“精卫”的路我走过不止一次，但过去坐的是家里的车、出租车，或者救护车。只有这一次，我隔着警车的玻璃，看熟悉的高架、路口和梧桐树依次滑过去。
上海照常运转。只有我的生活，正被带往一扇即将从身后锁上的门。
二、签字
警车停在门诊楼前。警察把我带进急诊，在人群中穿梭，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，和工作人员快速交涉。我站在一旁，另两名警察看着我，像是在防备一件随时可能失控的物品。
精卫的急诊，我并不陌生。以前来这里时，我见过情绪激越、大喊大叫的人被送进来。那时我会下意识避开他们的目光，觉得他们属于某个和我不同的世界。如今我站在同一个地方，忽然意识到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也已经成了那种需要被避开的人。
领头的警察先去了“大病登记”窗口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走向“住院登记”。看到那几个字，我心里猛地一沉。
“我不要住院。”我提高声音，“住院只会让我变得更糟。”
没有人停下手里的流程。
资料一张张递过去，表格一项项填完，最后只差监护人签字。母亲已经哭得说不出话，手抖得握不住笔。
“不要听他的，签吧。”警察说。
“不行！”
警察看着我：“这是为了你好。我们相信科学，医院会治好你的。”
“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”
“因为我们相信科学。”
“等你出院了，会感谢我们的。”警察的人说。
那句话像一根针，准确地刺中了我仅剩的一点理智。我恶狠狠地盯着父母，说出了最能伤害他们、也最能表明反抗的话，做着最后的挣扎：“你送我住院，我就会尽一切办法去死，出院我就直接自杀。”
父母都哭了。
警察催母亲签字。她的手一直抖，父亲接过笔，又不知所措地把笔还给她。最后，母亲像忽然用尽了全身力气，抹了一把眼泪。
“签，我签！”
笔尖落到纸上的那一刻，我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。
求情没有用，逃跑也不可能。三个警察守在旁边，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冲出去的方向。绝望无处可去，最后又转回到自己身上。我用指甲反复抓挠手腕，直到皮肤破损。
“干什么！”
一名警察发现后立刻抓住我的手，其他人也围了上来。他们把我的双手强行分开，一左一右控制住我，带我前往住院楼。
沿途有人回头看我。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也有惊惧。我一度产生过一种怪异的快感，仿佛只要别人害怕我，我就还拥有某种力量。但那感觉很快便消失了。住院这件事像一块巨石压下来，让我无法再想别的。
住院楼下设着关卡，墙上写着“严禁冲卡”，附近站着数名保安。电梯把我们送到十二楼。电梯厅里只有一扇通往病区的钢门，门锁着，警察按响门铃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名护士从里面出来，接过厚厚一沓资料。
“新病人？”
“对，手续都在这里。”
钢门打开。我被带进去，身后的门随即合拢。
那声音并不响，却像一枚印章，落在我之后很长一段人生上。
三、十二病区
电梯厅和病区之间还有一道缓冲区，玻璃隔断、防盗门、门禁，一层套着一层。它让我想起实验室的观察区：外面的人可以看见里面，里面的人却无法触碰外面的世界。
入院检查从搜身开始。我被要求脱去全部衣物，医护人员检查身体，并拍照留档。自己的衣服和鞋都被收走，换成宽大的病号服与塑料拖鞋。没有什么能被保留，也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我，我只剩下我这一副躯体。
病房比我想象中更加陈旧。墙皮大块脱落，露出灰冷的水泥；墙面残留着受潮后的斑痕，颜色浑浊，像某种无法洗净的污迹。另一面墙上写满凌乱的字，有的还能勉强读懂，有的彼此毫无关联，像是许多人把破碎的念头留在了那里。
我的床靠近门，离窗很远。窗外那一点阳光和城市景象照不到我。窗户装着铁栏，房间里也找不到任何多余的物件。空气中有一股陈旧、潮湿的味道，混着消毒水和长久无人通风的气息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被安排的是一级护理，也是这里的最高级别。
换完衣服，我又被带到走廊。两侧排着一把把约束椅：木制，沉重，带扶手，胸前有一块可以翻下并锁住的挡板。人坐进去，挡板落下，就很难再站起来。病友们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，大多是中老年人，年轻人很少，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更少。他们的眼神普遍迟缓，只在我经过时抬头看一眼，很快又移开。
我也被锁进其中一把椅子。椅子背后的扶手是破损的，其内部中空，积满了灰尘，而且有蟑螂在趴。其中有一只爬上了我的椅子，我只能尽量往前坐，祈祷蟑螂不要爬到我的身上。
“给他上约束。”
两条布带缠住我的手腕，将双手固定在扶手上。
那时大约是下午三点。直到晚上六点，我一直坐在那里。没有手机，没有书，没有交谈，也没有任何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东西。我只能看着墙，看着灯光落在地砖上，看着护士和穿黄马甲的病友来回经过。
时间第一次显出它真正可怕的形状。它不是钟表上的数字，而是一片没有边界的空白。人在里面既不能前进，也不能后退，只能清醒地等待下一分钟重复上一分钟。
晚饭送来时，我一口没吃，水也不肯喝。饭菜看上去比学校的卖相更差。拒绝进食是当时的我所能找到的、所剩无几的控制方式。
护士警告我：“再不吃，就要采取医疗措施了。”
“无所谓。”
她要求我至少喝水。我继续拒绝，最后水被强行喂进嘴里。我呛了几下，吞咽像一场失败的抵抗。
晚上又要验血。因为是新入院，检查项目很多，一管接一管。抽血很痛，我却已经懒得作出反应。我注意到，推饭车、搬物资、整理杂物的人，有些并不是医护，而是穿着黄马甲的病友。他们似乎比我更熟悉这里的秩序，也更懂得什么时候该低头、什么时候该沉默。
九点熄灯。手腕上的约束刚被解开，我又被带回病床，四肢分别固定在床沿。身体被迫摊开，无法翻身。药物戒断带来的不适和新入院的应激叠在一起，头顶偏偏还有一盏整夜不灭的白炽灯。
我睁眼看着墙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我想起以前的人生，想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会到这里。委屈、愤怒和恐惧在身体里一遍遍翻涌，到最后只剩下很轻的哭声。我不敢哭得太响，仿佛连悲伤也会被登记、评估，然后换来更严厉的处置。
大概凌晨三点，我终于失去意识。五点，护工便把我叫醒。
四、被固定的时间
清晨，我的还没睡醒，在恍惚中被护士大声叫醒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护工替我解开床上的固定，可布带仍挂在手上。我拖着它们去刷牙、洗脸，每一个动作都变得笨重。洗漱结束，我再次被带回走廊，坐进那把椅子，重新绑好。我只能用一只手支撑自己因困倦而沉重的头颅，身体还要尽量前倾避免碰到椅背上的蟑螂。
六点开饭，我仍然拒绝进食。护工收走那碗一口未动的粥时，看了我一眼。我分辨不出那是愤怒还是厌烦。
上午，我被带去拍胸片。离开病区时，双手被固定在一起，再由布带牵着。专用电梯下降，门打开，走廊尽头出现了不同的灯光和人声。后来回想，那趟去影像科的短暂行程，竟算得上我在十二病区最“有意思”的经历。一个人必须无聊到什么程度，才会把拍胸片当成放风？
回到病区，又是坐着。中午不吃，晚上也不吃。医护开始给我补液。透明液体沿着输液管一点点落下，我看着它们进入血管，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感谢。第二天夜里，我依然盯着墙。第三天，因为持续不进食，我又接受了更多检查和补液。整晚的输液，竟然导致第二天我的血糖异常高。
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惩罚谁。起初，我以为绝食是在对抗医院、父母和那张签过字的表格；后来我才明白，最先被耗尽的始终是我自己。但是我又感觉我罪有应得，如此愚蠢，能让精神疾病和自杀倾向透露给他人，我明明是最善于隐藏情绪的。
收拾垃圾的时间到了，护工把各种垃圾堆放在走廊上，搬出了一个散发恶臭的床单——那是隔壁房间七八十岁的老年病人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拉大便在床单上的杰作。打扫的半小时甚至之后的一小时，整个走廊都是粪便和腐败的恶臭。
这天下午，十病区来了一个新病人。他比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暴躁，声称自己完全没有问题，只是一时和家人发火就被送到这里。事实上，根据他自己描述的经历，我甚至觉得他发火完全在情理之中。他不断想挣脱束缚，大吵大闹，没有人理他。
这天晚上，这位新病人怒吼了一整晚，震动自己的床，大喊要叫警察，我根本睡不着。
第三天下午，父母来探视。他们走进病房时，我双手仍被固定着，坐在床上。看见他们的一瞬间，我忽然大哭起来。
那可能是我十六年里哭得最狼狈的一次。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哭。我哭得喘不上气，一遍遍说我受不了了，鼻涕和眼泪流满了床单。父母看着我的样子，答应设法把我转去条件更好的病区。
我短暂拿回手机，立刻给几个关系亲近的人发消息：“我被强制住院了。我快疯了。”后面还有许多关于死亡的话。那时的我不是在求救，至少主观上不是，我更想置自身于死地以逃脱折磨；可现在回头看，每一条发出去的消息，又何尝不是在等待有人把我拉住。
探视结束后，我被带进一间会议室。里面坐着二十来名医学生，每个人都拿着纸笔。长桌前是一位主任医师和一位助理医师，我被安排坐在他们旁边，手上仍缠着约束带。
助理医师当众宣读我的病史：抑郁、性别认同相关的困扰、药物滥用，以及几次自杀风险。那些原本只在诊室里低声说过的话，被一项项念出来，变成供所有人记录的材料。
主任医师开始提问。从我的成长经历，到最近发生的事；从为什么依赖药物，到为什么想成为女孩子；从这种愿望何时开始，到我为什么想死。问题一个接一个，把我整个人拆成症状、诱因、时间线和诊断依据。
有些问题，我说了真话；有些问题，我撒了谎。我的表情尽量保持平静。我曾经擅长辩论，知道如何在压力下组织语言，也知道怎样给出听起来合理的答案。那点能力在当时成了我最后的盔甲。
主任医师作出分析，学生低头记录。我则非常清楚：这一刻，我不仅是病人，也是病例，是一份正在现场展开的教案。不愧是全中国最好的精神医院。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有了一点盼头。父母说，第二天也许能转去十四病区。
晚上十点左右，我还是迟迟无法进入睡眠，坐在床上，看着斑驳的墙壁。在十二病区的这段时间，没有医生来了解我的情况，没有给我开抗抑郁药、安眠药，完全只是把我关在这里。这样根本没有起到治疗的效果，反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。这就是所谓“最先进”的精神治疗吗？
五、十四病区
第二天清晨五点，我照常醒来，勉强吃了几口粥。中午，医生认为我的情绪稍微稳定，十二病区与十四病区完成交接，我被送上楼。
十四病区被称作“VIP病区”。走进去的第一刻，我就感到一种近乎荒谬的差别：墙面完整，灯光柔和，空气没有那么浑浊，一切终于像一所普通医院。约束被解除，我换回自己的衣服，可以每天洗澡，可以使用手机，也能由家属点餐。
如果没有去过十二病区，这些或许只是最平常的生活细节；从那里出来以后，它们却像奢侈品。
我报复性地玩手机，像要把失去的每一分钟全部抢回来。父母给我点了一份和牛盖饭。第一口饭咽下去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吃过东西了。胃在抗议，味觉却像重新活过来。那顿饭结束了我近一周的拒食。
新的主治医生姓陈。她后来一直是我的医生。她问了许多问题，语气却始终温和，没有把每一句话都当成需要立刻制服的危险信号。她重新调整了治疗方案，开了镇静、抗焦虑和改善睡眠的药物。
当时的我想：这才是我以为“精卫”应该有的样子。
第二天，平板电脑也被送进来。我能听歌、刷动态、看动画，表面上似乎重新接上了原来的生活。但十二病区留下的东西并没有因为环境变好而消失。门锁响一下，护士脚步快一点，或者有人靠近床边，我都会立刻紧张。身体已经先于意识记住了被按住、被捆绑和整夜盯着墙的感觉。
我开始和一位网友频繁聊天。她与我年龄相仿，也经历着性别认同和抑郁方面的困扰，还是化学竞赛的高手。那时她在外地，我不断向她索要叠氮化钠。我把死亡说得像一个明确计划，仿佛只要计划足够严密，我就能重新掌控命运。
几天后，她回到上海，第一时间来医院看我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线下见面。她给了我很多安慰，也带来了我曾向她索要的东西。至今我依旧很感谢她。
离开病区前，她偷偷向护士说出了我的自杀意图。
医护立刻采取措施。我再次被固定在床上，手机也被收走。那一刻，十二病区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倒灌回来。我惊恐、愤怒，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。医生仔细检查病房，却没有搜寻到藏在我裤子口袋里的，用纸封装的一小袋亚硝酸钠。
当天夜里，我趁查房间隙吞下了它。
亚硝酸钠入口是是凉且滑的略咸固体，有一丝甜味。心跳变得越来越快，头微微有些晕，随后转为头疼。心跳愈发用力，有心慌心悸，呼吸急促 ，意识变得模糊，身体失去了力气，也开始轻微抽搐。护士发现异常，病区顿时嘈杂起来。有人叫医生，有人准备氧气，有人联系救护车。我听得见声音，但是大脑丧失了理解能力，无法解读声音的含义。
再后来，灯光、走廊和人脸全都断掉了。
六、零点之后
五月十一日零点左右，我被送进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。
意识曾短暂地浮上来，像是回光返照一般。我感受到似乎身上迅速接了很多器械，管子。我听见医生和护士在抢救床边交谈，说我皮肤发紫，四肢抽搐，生命体征很差，高铁血红蛋白含量超过仪器上限，也就是70%。
我无法回应。不能说话，不能动手指，甚至连眨眼都做不到。呼吸也不再完全属于我。
有人说我的抽搐需要镇静剂控制。随后，声音再次远去。
昏迷并不像睡眠。睡眠里或许还有梦，有模糊的时间感；昏迷什么都没有。不是黑暗，因为黑暗仍然是一种感觉。那里只有一片无法描述的空无。等我重新拥有意识时，两天已经过去。
五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左右，我醒了。
醒来的第一时间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气管里插着管，鼻腔和身体也连着各种导管。每一次呼吸都带来异物感，呼出的水汽凝结后沿管壁回流，让人产生呛水般的窒息。护士替我清理分泌物时，一根细管深入喉咙，那种不适几乎让人再次崩溃。
早上七点多，医生检查后认为生命体征已经基本平稳，陆续撤去气管插管和其他导管。我的双手仍被固定在床边，这一次主要是防止意识未完全恢复时发生意外。
活下来以后，最先到来的并不是顿悟，而是无聊。
父母和老师来探视，见我醒着，都明显松了一口气。探视结束，我仍只能躺在床上。无事可做，我向护士借来一本《ICU超声手册》翻看，这是这里唯一的书。医生问我在哪所中学、成绩怎么样。我说起中考分数，也说起自己参加物理和信息学竞赛的经历。他们夸我聪明，说我像个天才。
那是升入高中以后，我第一次再次听见别人这样评价我。躺在ICU病床上，刚从死亡边缘回来，却因为一句久违的肯定而感到微弱的兴奋。现在想来，那种兴奋既荒唐又真实。十六岁的自尊，总能在最不合时宜的地方复活。
十四日，父母送来了电子书阅读器和一本纸质小说《超かぐや姫》。我靠阅读消磨时间，常常看到深夜。故事里的角色穿越世界、获得新生，而我躺在监护仪的声音里，一页页翻下去，暂时不去想自己为什么还活着。
十五日上午，医生宣布我脱离危险，可以离开ICU。
救护车又把我送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。
七、离开
因为刚刚发生过自杀未遂，回到十四病区后，我再次接受严格约束。双手双脚被固定在床上，活动范围只剩下床铺周围一点点空间。
那段日子究竟持续了多久，我已经记不准确。记忆被药物、睡眠和重复的日程切成许多相似的碎片。每天看书、刷视频、接受查房，偶尔和父母说话。相比十二病区，条件已经好得多，可“好得多”并不等于能够忍受。
我的情绪一点点恶化。长期失去身体控制权，让我变得越来越烦躁。医护越担心我伤害自己，就越需要限制我；限制越严，我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项风险；我越愤怒、越反抗，他们就越确信限制是必要的。我们被困在一个彼此证明的循环里。
终于有一天，我醒来后再也忍不下去。我和父母大吵，坚持要离开。我开始自己解开手上的绑带。护士发现后叫来护工，重新将我固定，又把病床推到走廊的护士台前，给我戴上防护手套。
我仍在挣扎，设法把手套也挣脱。护工过来控制我，我拼命反抗。有人警告我，如果继续下去就要使用镇静药物。争执越来越激烈，护士长最后出面，把父母叫到一旁商量。
我看见父母又哭了。
第一次住院签字时，他们哭着把我送进来；这一次，他们又哭着同意让我出去。两次眼泪之间隔着十二病区的钢门、十四病区的窗、ICU，以及一次几乎真的完成的死亡。
第二天，手续办妥。我换回自己的衣服，拿回随身物品，跟着父母穿过病区的门禁，进入电梯。数字一层层下降。走出住院楼时，知道了电影中出狱的感觉。
我终于离开了精卫。
可离开并不像电影里的逃亡。没有奔跑，没有追赶，也没有胜利的音乐。我只是跟在父母身边，缓慢地走向停车的地方。城市仍旧喧闹，车辆仍旧从路口经过，一切和我被送来那天没有区别。
很长时间里，我把这段经历理解为一场纯粹的囚禁。我记得被迫签下的名字，记得铁门和约束带，记得灯整夜亮着，记得自己的隐私如何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变成病例。我也无法否认，后来有人在病房发现了我的异常，有人在救护车上给我供氧，有人在ICU里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父母曾说，出院以后我会感谢他们。我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忽然感谢一切，也没有因为活下来就自动热爱生活。死亡的念头并未在出院那天消失，病区留下的恐惧也没有随着钢门关闭而结束。真正的恢复，比一次抢救漫长得多，也比“相信科学”四个字复杂得多。
所谓“逃离”，后来在我心里有了另一层意思。它不只是离开一栋楼，也不是赢过医生、护士、警察或父母。它是从那种只能用伤害自己来证明自己仍有选择的绝境里，一点点后退；是承认十六岁的我既愤怒又害怕，既想死，又一次次把消息发给别人；是允许那个被固定在床上的人，不必永远停留在那张床上。
直到今天，我在入睡时仍然有吃盐自杀时的濒死感，我仍然会梦见十二病区的走廊。梦里，钢门在身后落锁，灯光苍白，时间一动不动。我一次次寻找出口，又一次次在醒来时发现，窗外已经天亮。
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离死亡多近，也不是为了把痛苦装饰成值得炫耀的勋章。我只是想给那段混乱的记忆一个形状，给当时没有被认真听见的自己一次完整说话的机会。
我终究是离开了精卫。
但我的灵魂已经死在了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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